晋唐书法涵盖了楷、行、草书的过渡、发展和兴盛期，奠定了后世各种书体的基本局面。这一时期名家墨迹存于世者凤毛麟角、无比珍贵，是历代公私收藏中的重中之重。

清内府除继承明王室的遗产之外，又成批地吸纳了梁清标、孙承泽、安岐和高士奇等重量级私人藏家的藏品，造就了晋唐名家法书云集内府的盛况，从而为《石渠宝笈》《三希堂法帖》的编撰、刊刻打下了基础。

《三希堂法帖》的编排，一改以往官家刻帖多置“帝王书法”于帖首之旧制，尊崇书艺，遵循时代顺序，以钟繇《荐季直表》冠诸帖首。其所选书迹，绝大多数著录于《石渠宝笈》，并位列“上等”。如所选王珣《伯远帖》为现存最为可信的晋代名家法书，是风流“王谢”存世的唯一真迹，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，而孙过庭《书谱》、唐摹《万岁通天帖》等也无一不是书史上的璀璨明珠。

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”，《三希堂法帖》为此做了详明的注解。两宋享国320年，而该帖所收两宋法书达11卷，占全书篇幅的1/3以上。

该帖所选北宋法书，从名臣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、文彦博、欧阳修、司马光到书法大家李建中、蔡襄、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的手迹无一遗漏，名帖坌集，基本勾勒了北宋书法的全貌。所选南宋诸家力求全面而略倾复古书风，其中以赵构、薛绍彭、吴说、吴琚为重，也不乏范成大、陆游、张即之和朱熹等诗人、名臣、大儒的书法手泽。而在两宋帝王书法的选择上，重高宗而轻徽宗，这应与乾隆皇帝的一贯审美旨趣甚或特殊政治诉求密切相关。